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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当你拎起喷水壶时》，发表在1983年8月28日的《新华日报》上，这是我从邗江职业高级中学毕业后写成的第一篇公开发表小论文，也是我第一次给报社投稿。见报的当天晚上，我很兴奋，又一连写了5篇，第二天一早就把它投进了信箱，但是没有被采用。一位老作者对我说：“你不知道什么叫时宜性，稿子怎么能发表呢？”并说我见报的稿子是碰巧被采用的。我不服，以后又陆续给报纸寄了10多篇稿子，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此刻，我只觉得自己的文字功底差，便报名参加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的学习。
同年10月，我应征入伍来到济南部队。当新兵时，我写了一首《心愿》小诗，被指导员推荐到团部，在全团广播了3天，之后又刊登在黑板报上。因此团政治处主任看中了我，我成了一名业余报道员。有一天，我突然想起那位老作者的话：“想要稿子见报，最好天天看报。”于是，连队的报纸一到，我就争着去看，战友们都称我是“报纸迷”。渐渐地，我知道什么叫“新闻”了。1984年8月，我又报名参加了新闻刊授大学学习。年底从师政治部培训一个月回来后，我当上了团专职报道员。
1985年春天，我去驻地一个旱冰场溜冰，一位战友问我：“你能不能把溜冰的感受写成诗？”我随口答应“能！”因为为当时报纸正在宣传新时代军人的风貌。而且我喜欢写诗，曾经参加过为期一年的《未来作家》文学院的刊授学习。深夜，我来了灵感，一气呵成写下了30行的诗《我旋在旱冰场》，很快就被报纸、电台采用了。这时，我才真正懂得那位老作者所说的“时宜性”的含义。
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我什么都想试一试，但我更爱好写新闻，尤其对批评报道更感兴趣。1985年5月，我下连队听说有个新战士站岗回来，因开玩笑把步枪跌断了，这个营领导让他罚款50元，这名战士拿不出那么多钱，营领导就要他写信向家里要，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立即深入采访，写成了《战士有过失罚款不应当》的来信。《前卫报》及时把它刊登在显著位置上，并加了《编者话》。这封批评信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迅速改正了错误。这样，第二篇《领导进行改正，退回战士罚款》，又被报社采用了。虽然那时我的正义感很强，但还是怕领导给我穿“小鞋”。实际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不久我受到了团嘉奖。为此，我再次在《前卫报》上发表文章《领导喜欢报忧，战士直言无忧》。这一系列的报道，在部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师领导的表扬。
也是在1985年5月，山东大学生物系8位大学生绣一面锦旗，寄到云南前线某部，在当地掀起了一股“拥军热”。当时，我们部队与驻地院校搞联欢，有一项内容要学生用一幅画表示自己心中最美的形象，没想到有88%的学生画的是军人的肖像。我根据平时搜集的素材，和他人合写了800字的消息《来自山东的信息：当代青年学生最爱解放军》，连夜用电话发给《解放军报》，第二天稿子就被刊登在头版二条位置上。
在部队，我还写了《人身权利不容侵犯 殴打战士被判徒刑》、《何副政委爱战士》、《瞧，他们多好！》、《他，离开了人间》等近百篇新闻稿件，分别被《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山东青年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等报纸、电台采用。我还利用探亲时间在《扬州日报》社学习了两个月，利用业务时间参加了中华文书秘书业余学校、山东济宁商业学校摄影班、《甘肃青年》刊授团校的学习，均取得了结业（毕业）证书，并拿到学期三年的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文秘专业的毕业证书。
1986年10月，我退伍到县广播电台从事记者工作，这和在部队当报道员相比，要求高多了，什么录音新闻，广播评论，特写，故事等各种新闻体裁都要会写。而且地方面广，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等各行各业的新闻都要写。而这些行业的特点，我一无所知，怎么办？向行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同事学习。我经常走村串户，与农民、基层干部交朋友，有时一住就是两三天。由于自己吃苦耐劳，勤奋耕耘，写出了一些有分量的稿件。扬天公路甘泉地段交通事故不断，每年要伤亡好几十人，对此，我作了详细调查分析，写成来信，除被本台播出外，还被省、市新闻单位采用。半年以后，这段公路交通事故仍然不断，我又在广播、报纸上进行披露，提出路窄是肇事的主要原因，这引起了市、县公路管理部门的重视，及时拨款，把原来只有6米宽的公路拓宽为12米，并铺上了柏油路面。为了给读者、听众一个回音，我又写了《险路已经拓宽》的来信，分别被省、市报纸采用。这组系列报道影响较大，效果理想。甘泉中心交管所所长徐广松激动地对我说：“我们向上面喊了多年没有用，想不到你几篇稿子解决了大问题，我代表广大群众谢谢你！”此稿后来收入了《江淮八县市广播好稿选》一书。1988年初，我以理发店为突破口，写了一篇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富而求美的文章，题目叫《美在乡村理发店》，此稿获得了二等奖。年底，我又把它作了修改，以《刘光明的“头上功夫”》为题，投给《农民日报》，时间不长又被采用了。
1988年7月，领导安排我编《新闻》节目。我自觉压力大，任务重，但还是认认真真地干了起来。我每天坚持收听上级电台节目，吸取其好方法、好经验，在编稿过程中尽可能地根据广播的宣传特点，从思想性、指导性、时效性、可听性等几个方面选择稿件，在快、短、新、广、实上下功夫，力求播出稿主题鲜明集中，紧密配合中心工作，文从字顺，播音上口，因而较好地完成了编稿任务。担任编辑期间，我还抽时间采写不同体裁的稿件，市报刊登的800字通讯《一个肯干善钻的女能人》，是我用一个晚上采写的；市报和省《老年周报》刊登的报告文学《真情》，也是我用业余时间和他人合写的。另外，我和专题节目编辑合作的记者调查附记《因煤炭质量低劣，县化肥厂生产面临困境》在市里获了奖。我还被《扬州日报》评选为优秀通讯员，聘请为特约通讯员。
在完成采编任务的同时，我还写了多篇业务文章。《“一稿多投”与“独家新闻”》被省电台《编播园地》杂志采用。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我在好稿创优上取得了可喜成绩，连续7年在扬州市广播系统好新闻评比中获奖，连续4年在江苏省广播系统好新闻评比中获奖。其中：记者述评《农民需要适用的科学技术》、《调查产业结构不能忽视粮食生产》，分别在市里获一等奖，在省里获二、三等奖；录音新闻《扬州低压开关厂开办特殊质量学校》、《八里乡办实事不增加农民负担》分别在市里获二等奖，在省里获三等奖。
XX年来，我采写了上千篇新闻稿件，其中500多篇被中央、省、市级新闻单位采用，17篇在省、市获奖（包括与他人合作的），还编辑了500多篇新闻、专题和科技稿件，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一个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新闻专业工作者。但是与名记者、名编辑相比，差距还很大，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发奋努力，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