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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头，不好了，你爸瘫倒了，以后这日子我还怎么过啊？”梦中的母亲痛哭流涕。我猛地一惊，立即从床上坐了起来。后脊梁一阵发冷，好似穿骨的冷风刺进骨髓来“哦，原来是一场恶梦，感谢苍天，多亏是一场梦！”我右手捂着胸口，长叹了一声。
我急急地摸起床头的手机，打开那个熟透于心的号码，却怎么也没有勇气按下那个绿键。一种莫明的怕，从父亲查出脑梗塞那天起，就一直萦绕于脑，潜藏于心，并时常走进我的梦里来。
抬眼望向窗外，已是深秋时节，地上落黄一片。小区里晨起的清洁工正把一堆堆的落叶扫进簸箕，装上垃圾车，不知将要运向何方。
已是秋凉，不会收拾自己的父亲还穿得那么少吗？每天晨起一杯白开水，可以稀释血液，父亲，您忘了没有？还有，定期去村卫生室测量血压，您按时去了吗？降血压的药您用完了没有？父亲啊，天冷了您可千万千万别冻着。到药店去看看吧，给父亲买两盒降血压的药。
我蹬上单车，朝街西头骑去。突然，一阵儿时就很熟悉又很不愿听到的唢呐声从街道的远处传来。蹬车的速度一下子降到了零，停下车来，真不想再往前走了。一阵莫名的寒意袭上心头。
晚秋时节，街道两旁的法桐树叶在秋风的淫威下纷纷夺枝而下，刷拉拉地刮过面颊、耳际，铺满树下。不经意地踏上去，鞋底便“簌簌”而响，再回首瞧时，叶络已碾然碎粉。
握着单车的手柄缓缓的朝前走去，唢呐的哀声顺着风劲越来越响地钻进耳朵来，唢呐声中隐约夹杂着撕心地哭喊声、嘈杂声。远远地望去，街边的一处人家，门口人头攒动，门前的法桐树下已成了纸花的海洋，白色的挽联在风中飘逸着。
我突然调转车头，改去其它的药店。正在此时，迎面走来两个西去奔丧的人。一个人说“两个月前我和陈老爷子还在一起下棋的呢，怎么人说没就没了？”另一个说“天气冷了，老年人体质弱，抗不住呀，老年人去世多在冷天。”我急急地摸起电话，使劲地按了一下那个绿键，我要立即知道父亲的情况，任何时候没有此时来得更迫切。
“是丫头啊，我很好，昨天骑着电动三轮车到镇医院做了检查，高压很正常，只是低压还有点低，医生说是降压药吃多了，要立即停药。”父亲的声音苍老而缓慢，音质明显弱于夏天的时候。
“爸爸，你身体这么差，怎么还一个人骑着三轮车去镇上？听你说话的声音，你的精神比以前差多了，走路时腿脚还是没劲吗？头晕不晕啊？家里重点的活，你就叫哥哥或者侄子们去做吧，你不能做就不要硬撑着……”我急急地说着。
“你哥他们也在镇上上班，每天都很忙，不去打扰他们了，自己能做的事就尽量自己做吧。”父亲缓缓地说着。
我无力的挂了电话，强忍着泪水，仰头向树梢望去。突然，一枚落叶跌落到我的脸上，枯干的叶齿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地划了一下，有点微微生疼。
父亲在六十年代的饥荒岁月里生养了大哥大姐；在接踵而来的文革岁月里生养了二姐三姐；在后来并不富裕的年代里生养了我和小弟。父亲的一生过得很苦，少年伤父，青年伤偶。当然，这种遭遇和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不可分割的。到我记事起，父亲已人到中年。在我印象中，父亲一生好像只忙两件事，那就是如何养家户口，如何为我们供书上学。在父亲的人生字典里，重来没有一个“闲”字，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拔着算盘为队里窑场代账。艰难的岁月终于苦尽甘来了，我们姐妹六个都过得很好了，父亲再不用为生计而奔波了，可以衣食无忧地安享晚年了，病魔找上门来了。
两年前，当医院盖着红章的诊断书上醒目地写着三个黑色的大字—“脑梗塞”我们都傻眼了。一种恐慌笼罩着我们全家。我和姐姐们每逢节假日都会回去看看父亲，给父亲买些穿的、吃的，陪父亲话话家常，除此之外，我们竟然不知道自己还能为父亲做些什么。大包小包的营养品买回去，医生说高营养的东西要少吃。新衣新裤买回去，穿在父亲身上晃悠得厉害。年高体弱，连去个县城都觉得费劲。
背着父亲时，母亲的眼睛总是红红的。父亲呢，好像并不悲伤，每天清晨，迎着晨光，扫着一地的落叶。落叶上错综复杂的脉络，像极了父亲额头的皱纹，皱纹里经常是金光闪闪，阳光喜欢在那里安营扎寨。父亲试图把所有的哀怨清扫干净，只留给家人干净的院落，安逸的心情。
叮铃铃，叮铃铃——，行人清脆的车铃声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眼前。人生啊，生老病死，亘古不变的一个千古定律，无论你是惊才还是绝艳，都逃不过最终的宿命。只是父亲，父亲的一生太苦了，太亏了，青年时，生不逢时；年老时，时不我待。父亲为子女奉献了一生，到老了，却无孝子孝女侍奉左右。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看到父亲独自一人踽踽独行地行走在深秋的寒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