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hhjz.cn--文学赏析】
20世纪中国学界，专研“文学史”且成绩卓著的大有人在。以文体研究为例，脱口而出，你马上可以举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有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等，这些都是“一代名篇”。惟独古典散文研究，你很难找到众口一词的经典之作。
这与古典散文在大转折时代的尴尬处境有关。清末民初的文白之争，吸引了众多读者及专门家的注意力；而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文体变革”中，落败一方的古文，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虽说白话文站稳脚跟后，新文化人有效地调整了论述策略，不再严守死（文学）／活（文学）的边界；但研习古典散文的必要性，始终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日常生活里，古文（广义的，兼及骈散）的功用迅速消退，不再激起巨大的学习及研究的热情。
传统中国，“文”——约略等于今人所说的古典散文，曾经发挥巨大的作用。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主要指的不是唐诗宋词，更不是小说戏曲，而是不太被今人看好的“文”。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进，作为“杂文学”（五四时期新文化人普遍使用的概念）的“散文”，由中心文类一转而为边缘文类（注：参见拙著《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章《从白话到美文》，以及洪浚荧《中国现代散文话语的建构》（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季剑青《文体变迁与文类自觉——五四前后的散文》（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无法吸引大量研究者的目光，自在情理之中。
相对于迅速崛起的小说戏曲之学，以及可与西方文学观念直接对话的唐诗宋词，散文研究显得十分落寞。散文之未受学界重视，既有今人文类等级观念的偏颇，也受中外理论资源的限制。这一“妾身未明”、连准确界定都有困难的特殊文类，其理论预设及阐释框架，至今没有很好解决。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典诗歌的理论阐释，前景相当开阔；而散文的研究，则仍处在体会与感悟阶段（注：参见拙著《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的《开场白》。）。
即便如此，千古文脉并未断绝。有志于研究中国文章的，代不乏人，其学术成果，值得认真钩稽。这里关注的，主要是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的眼光及思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式，是在他们手里建立起来的。194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者，关于古典散文的分析日见精细，但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研究思路上并没有太大的拓展。
一、古文义法之调整
随着西学东渐步伐的日渐紧凑，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转型。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以及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的颁布，使得如何进行文学教育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课程设计可以“旁采泰西”，教学活动则只能取材当地。早年北大的文学教育，受制于学部章程，更受制于其时中国教师的趣味与学识。一切只能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并在滑行中逐渐调整姿态。一是文学眼光，二是学术趣味，三是著述方式，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有清一代众多中国文人的思考。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京师大学堂乃至民国初年的北大，这一神话尚未彻底破灭。校长及文科教员中，吴汝纶、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不是桐城嫡系，就是桐城知己。只是时代变了，教育宗旨不同，桐城所独尊的古文义法，也不能不有所变通。科举制度已经取消(1905)，撰写古文（准确地说，是以古文为时文）的能力，不再是衡量读书人良莠高低的主要指标。古文之由“看家本领”转为“基础知识”，其教学方式，也逐渐从技能训练转为知识传授。在此期间，早年北大的两种国文讲义——林纾的《春觉斋论文》(1916)和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1914)，其对于桐城义法的阐释，便出现某种新气象。
1906年，对桐城文章情有独钟的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1852～1924)进入京师大学堂，先后任经学教员和经文科教员，直到1913年被迫去职。就在离开北京大学的这一年，林纾撰写了《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对古文未来的命运忧心忡忡：“欧风既东渐，然尚不为吾文之累。敝在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后生争袭其说，遂轻蔑左、马、韩、欧之作，谓之陈秽文，始辗转日趣于敝，遂使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一旦暗然而熸，斯则事之至可悲者也。”此文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与卫道热情，已经蕴涵着日后与五四新文化人的直接冲突。至于文章结尾之呼吁“彬彬能文”的“同学诸君”奋发图强，“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与其表彰左、马、韩、欧的《春觉生论文》之开始在《平报》连载（1916年由都门印书局出版单行本时改题《春觉斋论文》），都发生在1913年，并非偶然的巧合。作为晚清文论名著，《春觉斋论文》初次露面，是在作者刚离开北大之时，据此不难推测，此稿应是林纾任教北大时的讲义。
《春觉斋论文》不同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劈头就是“论文之言，犹诗话也”，明显回到传统文论的套路。“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字四法”等，偏于具体写作经验的传授，与新学制的规定不尽吻合。从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到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讲授文学研究法及中国文学史的要求有增无减。“应知八则”等勉强可算文学研究法；至于文学史（散文史）的任务，只能由“流别论”15节来承担了。比起先辈刘大櫆《论文偶记》、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来，《春觉斋论文》之强调文体演变，明显带入文学史眼光；至于讲求“筋脉”、“风趣”等，更是与其译述西洋小说的经验大有关系。关于史迁笔法的论述，既见于其文论，也见于其小说序跋，二者如出一辙。将《左传》、《史记》与狄更斯、司各特的小说相比拟，强调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义法”，这一思路，明显背离“忌小说”的桐城家法。不过，所谓古文，既是语言风格，也含叙述技巧——后者更带普遍性，不太受文类以及民族的牵制。林纾所指认的西方小说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不是没有道理的。经过西洋小说洗礼的林纾，其“古文义法”已经不太纯正了——当然，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另一位正宗的桐城传人姚永朴(1862～1939)，在北大任教的时间是1910年2月至1917年3月，亲身经历了最高学府里桐城势力之由盛而衰，以致被章门弟子及师友“扫地出门”的全过程。不曾主动出击、但也身不由己地介入文派之争的姚永朴，任教北大7年，倒是留下了完整的讲义。与《春觉斋论文》相似，《文学研究法》的主要着眼点，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写作指导”。据门生张玮称，应京师大学堂之聘后，姚氏开始在以前所作《国文学》的基础上撰写《文学研究法》，每成一篇，辄为弟子诵说：“危坐移时，神采奕奕，恒至日昃忘餐，仆御皆环听户外，若有会心者。”户外的“仆御”是否真的能听懂，我很怀疑；但讲究“别有会心”，确是此书的特长。作者发凡起例，模仿的是古老的《文心雕龙》，而不是刚刚传入的文学史，故不以文学历史的发展为叙述线索，而是集中讨论文学（以“古文”为中心）创作的各种要素。作者不愧桐城传人，谈“神理”与“气味”、说“格律”与“声色”、辨“刚柔”与“雅俗”时，均能旁征博引，折中各家意见，故此书不妨作为桐城文派最后的总结来阅读。
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民初的北京大学，桐城派曾经占有绝对优势。民国初建，章太炎的弟子大批北上，北京大学里的新旧之争，首先体现在六朝文之逐渐取代唐宋文。据沈尹默回忆，章门弟子也有趋新守旧之分，可“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这一纠合着人事、意气、学术观念的“新旧之争”，当然也会落实在文派上。林、马、姚等之很快去职，与章门弟子大举进攻有关。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曾述及民初北大校园里力持唐宋与推崇魏晋两派之消长起伏，并进而解释林纾后来之所以“不晓时变”，独与浩浩荡荡的新文化潮流相抗争，所说大致可信。
二、散文历史之叙述
作为第一部借鉴西方文学史著而编撰的教材，京师大学堂国文教员林传甲(1877～1922)的《中国文学史》(1904)，历来备受关注。既是“开山之作”，缺陷在所难免，论者往往宽厚待之，甚至努力发掘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自创体例”与“独出机杼”。《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提醒，以及林氏的自述，使得世人较多关注此书与其时已有中译本的《历朝文学史》（笹川种郎作）的关系。这自然没错，只是林著对于笹川“文学史”的借鉴，尤其是将其改造成为“一部中国古代散文史”，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大有来头。
林著共16篇，各篇目次如下：一、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二、古今音韵之变迁；三、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四、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五、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六、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为作文之法；七、群经文体；八、周秦传记杂史文体；九、周秦诸子文体；十、《史》《汉》《三国》四史文体；十一、诸史文体；十二、汉魏文体；十三、南北朝至隋文体；十四、唐宋至今文体；十五、骈散古合今分之渐；十六、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对照《奏定大学堂章程》，不难发现，此16章目，与“研究文学之要义”前16款完全吻合。至于后25款，牵涉到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的分别、泰西各国文法的特点等，与“文学史”确实有点疏远，不说也罢。
对此写作策略，林著《中国文学史》的开篇部分其实有相当明晰的交代：“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又采诸科关系文学者为子目，总为四十有一篇。每篇析之为十数章，每篇三千余言，甄择往训，附以鄙意，以资讲习。夫籀篆音义之变迁，经史子集之文体，汉魏唐宋之家法，书如烟海，以一人智力所窥，终恐挂一漏万。诸君于中国文字，皆研究有素，庶勖其不逮，俾成完善之帙。则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此乃作者最初的设计，希望亦步亦趋，让“章程”的41款款款得到落实。可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因担心体例过于紊乱，放弃了后25款。讲义刊行前夕，作者撰写“题记”，对其“大胆取舍”，做了辩解：“大学堂‘研究文学要义’，原系四十一款，兹已撰定十六款，其余二十五款，所举纲要，已略见于各篇，故不再赘录。”其实，在已知的京师大学堂讲义中，林著堪称遵守章程的模范。王舟瑶编《经学科讲义》与《中国通史讲义》、屠寄编《史学科讲义》、邹代钧编《中国地理讲义》，以及陈黻宸编《中国史讲义》，这些讲义的章节安排，均与《奏定大学堂章程》有很大出入。或许，这正好说明了其时“文学史”研究的尴尬位置——既不像“经学”那样标准自定不待外求，也不像“地理学”那样基本取法域外著述，于是，只好照搬现成的大学堂章程。
正因如此，谈论林著之得失，与其从对于笹川著述的改造入手，不如更多关注作者是如何适应《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比如，常见论者批评林著排斥小说戏曲，可那正是大学堂章程的特点，林君只是太循规蹈矩罢了。还有，林著的论述大都蜻蜓点水，几无任何独创性可言，这也与其“依样画葫芦”的论述策略大有关系。“每篇自具首尾，用纪事本末之体也；每章必列题目，用通鉴纲目之体也”，以及全书章节匀称，每篇字数相当，更是为了便于讲习。说到底，这是一部普及知识的“讲义”，不是立一家之言的“著述”——时人正是从这一角度接受此作的。
从“文章源流”向“文学史”过渡，由共时性的文章辨体一转而成历时性的历史叙述，这点林著基本做到了；可文学观念的陈旧，使得其仍然以“文”为中心，拒绝小说戏曲等其他文类。反过来，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各种文学史著，在尽量拓展文学视野的同时，对于声誉及地位已经一落千丈的“古文”，缺乏“了解之同情”，所论难免隔靴搔痒。在我看来，对于古典散文研究有所贡献者，综合性著作可举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1928)、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1945)，专题性著作则有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1935)、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1935)，以及卢前的《八股文小史》(1937)等。在这里，我更愿意表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诸位先生拾遗补阙的努力。
几乎所有的老校友，回忆起无锡国专来，都会集中在如下四点：修心养性、专书教学、书声朗朗、作文比赛。以“文章”（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学”）为中心，借助“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的“十六字诀”，既实现“性情教育”，又完成学业训练，这与现代大学分门别类的课堂讲授，自是大有差异。
所谓“学者欲穷理以究万事，必读文以求万法”或者“读文一事，虽属小道，实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单是追究其与程朱理学的离合在我看来，还远远不够。唐文治立说的深层原因，乃是直接针对五四新文化人之排斥文言写作。无锡国专要求学生在抑扬顿挫、缓急轻重的诵读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转合，以及文气的阴阳清浊，长久地沉浸于诗文的境界中，而后豁然开朗，一通百通。如此教学，从内容到方式，都与桐城文派大有关联。实际上，唐文治的诵读与作文，受晚期桐城大家吴汝纶的影响很深，这一点，《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有明确的表述。
作为校长，唐文治本人的文章不太可观，更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学史著述；但其聘请的教授们，却在散文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1927年起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兼校务主任的钱基博(1887～1957)，其撰述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和《明代文学》(1933)二书，兼及诗文，但仍以明文、清文以及近代文章变革的论述最为精彩。对于其在《明代文学》谈到戏曲时一笔带过——“吾友吴瞿安先生梅有专书备论之，兹不具述”，弟子周振甫曲为辩解，称是此文学史著的一大特点。可这何尝不是因作者囿于传统文学观念，无视或无力处理小说戏曲落下的毛病？不过，单就散文论述而言，钱先生还是本色当行。
另一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陈柱(1890～1944)，1937年为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撰写《中国散文史》，分“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以八股为中心时代之散文”5编，总算第一次完整地勾勒了整个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注：曾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或就读的蒋伯潜、蒋祖怡父子，1942年出版了合撰的《骈文与散文》（上海：世界书局）。该书分两编，前编“骈散文历史上的演变”共12章，约8万字，以骈散文的分合作为论述框架，甚至论及“白话文体由酝酿而至成功”，惜创见不多，基本上是通俗性解说。）。此书日后不断重印，影响极大。实际上，此书除了借用一点文学史眼光，以骈散分合为主线，串连起整部散文史，没有多少自己的独到见解。好在此君遵守那时刚刚成型的学术规则，引述他人见解时大都注明出处。这样一来，我们很容易发现，此书第一编倚重林传甲，最后一编借用钱基博，而主体部分则大量引述“吾师陈石遗先生”。
“既不反对桐城，亦不以桐城为足”的陈衍(1856～1937)，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诗文评家，早年任教北京大学，1930年代曾应唐文治聘，讲学于无锡国专。此君关于中国文章的见解，除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印行的《史汉文学研究法》(1934)、《石遗室论文》(1936)，还有黄曾樾记录的《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上海：中华书局，1931)和钱锺书的《石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要说不立门户，兼及骈散，对两汉文章、六朝文章、唐宋文章均有精彩评述的，当推此陈老先生。阅读陈柱所著《中国散文史》，让你眼睛一亮的，大都来自此薄薄一册的《石遗室论文》。该书共5卷，分论上古至周秦、两汉、三国六朝、唐、宋等文章，以作品点评为主，偶有综合论述，体例介于传统文评与新兴的文学史著之间。
三、六朝文章之重构
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章太炎(1868～1936)自称先慕韩愈为文奥衍不驯，后学汪中、李兆洛，及至诵读魏晋文章并宗师法相，方才领略谈玄论政舒卷自如的文章之美，逐渐超越追踪秦汉文的唐宋八大家以及追踪唐宋文的桐城派，又与汪、李等追摹六朝藻丽俳语的骈文家拉开了距离，形成兼及清远与风骨的自家面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十五岁”则，有这么一段话，可与上述总结相呼应：“既复综核名理，乃悟三国两晋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渐变。”这段“文章渐变”的自述，针对的是《訄书》以及《国故论衡》的文体探索。比起“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的“论事”，章太炎更看重自家“博而有约，文不奄质”的“述学”（《与邓实书》)。
《訄书》(1900)、《国故论衡》(1910)等对于三国两晋文辞的借鉴，须与太炎先生此前此后对于六朝文的阐扬相结合，才更能显示其转化传统的意义。章太炎之推祟魏晋文，最著名的莫过于《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一段话：“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自唐以降，缀文者在彼不在此。”在《检论·通程》中，章氏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见：“魏晋间，知玄理者甚众。及唐，务好文辞，而微言几绝矣在众多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魏晋文章中，太炎先生对嵇、阮大有好感：“嵇康、阮籍之伦，极于非尧、舜，薄汤、武，载其厌世，至导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庄，玄言自此作矣。”（《訄书·学变》）
章氏的好友刘师培(1884～1919)，对嵇、阮文章之精彩有进一步的发挥。嵇、阮历来并称，所谓“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正如刘师培所说的，乃互言见意（注：参阅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及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4课。）。虽则诗文俱佳，嵇、阮实际上各有擅场：阮长于诗，而嵇长于论。在《中国中古文学史》第4课中，刘氏是这样比较嵇、阮之文的：“嵇、阮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若施以区别，则嵇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衡，托体高健，嵇所不及：此其相异之点也。”表面上嵇、阮不分轩轾，可同课还有正面表彰嵇康的文字。一是引述李充《翰林论》后称：“李氏以论推嵇，明论体之能成文者，魏晋之间，实以嵇氏为最。”一是评述嵇文之“析理绵密”：“嵇文长于辨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
清末民初，最早接受西方文论的中国学人，如王国维、黄人、周氏兄弟等，都曾对“纯文学”、“超功利”之类的说法感兴趣，并以此批评传统中国的“文以载道”。六朝文章，此前因拒绝载道、沉缅于声色藻绘而受到严厉的谴责，如今则因“纯文学”口号而获益。但是，刘师培“骈文之一体，实为文类之正宗”的预言，依旧无法实现。换句话说，六朝文章的复兴，并不等于骈文派的胜利。姑且不说“纯文学”的想像，受到章太炎、梁启超以及后来的陈独秀、胡适之等人的狙击，而没能真正展开；落实在文学史层面上的重新阐释六朝，也与骈文派的初衷大相径庭。
与文学观的革新同样值得重视的，还有“文学史”写作的引进。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当然也有“史”的意识，但其著述体例迥异于晚清传入的“文学史”。比起“文苑传”和“诗品”来，“文章流别”算是比较接近“文学史”的。可也正是这“文章流别”与“文学史”的微妙差异，导致“六朝文章的复兴”逸出骈文家的视线。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对“中国文学门”的科目设计，有一醒目的变化：此前之“考究历代文章源流”，乃“练习各体文字”的辅助；而今则以“文学史”取代“源流”，以“文学研究法”包容“文体”。这就使得史家观察的角度，由“文体”转为“时代”。
讲“文体”，注重的是体制的统一与时间的连续；讲“时代”，关注的则是空间的展开与风格的多样。这里的以“时代”为考察单位，不同于焦循、王国维、胡适之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类的表述，着眼的是某一时代的代表性文类。唐诗无法涵盖有唐一代的文学精华，宋词更不足以穷尽宋代文学的魅力。同样道理，骈文也不能作为“六朝文学”的惟一代表。这么一来，史家撰写中古（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完全可以兼及骈散。孙德谦的《六朝丽指》不妨独尊骈偶，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则眼界要开阔得多，建安、魏晋、宋齐梁陈各有春秋，并不以任、沈或徐、庾为惟一归宿。
比刘师培的思路更具挑战性的，是章太炎的全面颠覆策略：六朝确有好文章，但并非世代传诵的任、沈或徐、庾，而是此前不以文名的王弼、裴頠、范缜等。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做系列演讲，论及“文章之派别”时，赞扬晋文华妙清妍，舒卷自如，平易而有风致。至任昉、沈约，“每况斯下”；到了徐陵、庾信，“气象更是不雅淡了”。“至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頠，著《神灭论》的范缜等；更如孔琳（宋）、萧子良（齐）、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景仰得很。”如此立说，整个颠覆了传统学界对于“八代之文”的想像。章氏这一惊世骇俗的高论，乃长期酝酿，且渊源有自。早在1910年的《国故论衡·论式》中，章氏便如此谈论六朝文：“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窥六代学术之本，惟欲厉其末流……余以为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章氏对有清一代追慕六朝最成功的骈文大家汪中、李兆洛表示不以为然，而格外推崇综核名理、清和流美的魏晋玄文：“观乎王弼、阮籍、嵇康、裴頠之辞，必非汪、李所能窥也。”在章氏看来，文章的好坏，关键在于“必先豫之以学”。深深吸引太炎先生的，首先是六朝学术（或曰“魏晋玄理”），而后才是六朝文章（或曰“魏晋玄文”）。六朝人学问好，人品好，性情好，文章自然也好，后世实在望尘莫及——如此褒扬六朝，非往日汲汲于捍卫骈文者所能想像。直到晚年讲学苏州，太炎先生仍坚持其对于六朝文的独特发现。
刘师培1917年方才讲学北大，可10年前已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广阮氏文言说》还只是接续清人的争论，重提文章必须是“沉思翰藻”、“有韵偶行”；而《文说》、《文章源始》、《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以及《论文杂记》等，已初步构建起一个颇具特色的文论体系。这里还想指出，刘氏很早就对“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感兴趣：1905年的《文章源始》引述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用以论证文体变迁乃“事物进化之公例”；同年，年仅22岁的他，甚至独立撰写出《中国文学教科书》一册。到了讲学上庠，刘师培更将文学史的写作作为名山事业来苦心经营。《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开篇曰，“文学史者，所以考据历代文学变迁也”；结尾又称，“此则征实之学也”。此等自我表白，再辅以《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之十七“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不难理解其研究策略与撰述体例（注：《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初刊《国故》第3期，1919年出版；又见《中国近代文论选》第586～589页。《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由罗常培记录，抗战末年刊行于重庆，现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古文学论著三种》。）。申叔先生在北大的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日后备受学界推崇，连眼界极高的鲁迅，也对此书颇有好感（注：鲁迅对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一书的好感，除了体现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引述与发挥，更落实在1928年2月24日致台静农信中的褒扬。参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501～517页、第11卷609～6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四、晚明小品之发现
周作人(1885～1967)对晚明小品的推崇，20年代中期便已开始形诸文字；但是，1932年辅仁大学的系列演讲，以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的出版，仍是其学说大为普及的关键。作为一种文学史诠释框架，借助于晚明小品来解读五四文章，自有其合理性。但有趣的是，真正谈得上承继三袁衣钵的，不是周作人，而是林语堂。周氏文章不以清新空灵为主要特征，其“寄沉痛于幽闲”，以及追求平淡、厚实与苦涩，均与明末小品无缘。周氏可谓明末小品的知音，却绝非其传人。强调公安三袁与现代散文有明显的历史联系，可并非佩服得五体投地：周氏的文章趣味，与晚明小品实有不小的距离。
如何解释这种文学史主张与个人阅读趣味的差异，不妨就从《风雨谈·〈梅花草堂笔谈〉等》说起。文中不仅对“假风雅”的“山人派的笔墨”表示不以为然，就连屡受表彰的公安、竟陵，周氏也多有讥讽。一方面欣赏晚明非正统文人的“勇气与生命”，以为“里边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又对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表示怀疑：“我常这样想，假如一个人不是厌恶韩退之的古文的，对于公安等文大抵不会满意，即使不表示厌恶。”换句话说，相对于世人顶礼膜拜的唐宋八大家，周氏更欣赏其反叛者；基于此文学史判断，晚明小品方才值得表彰。
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都对桐城文章有过严厉的批评。20年代中期以后，桐城已成死老虎，昔日的反对者也已不屑挥拳相向（注：钱基博在答李详书中称：“曩时固不欲附桐城以自张，而在今日又雅勿愿排桐城已死之虎，取悦时贤。”此信收在《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1页，可参阅。）。惟独周作人，认定兹事体大，战斗尚未结束，因此锲而不舍地挖桐城的祖坟。之所以称为“挖祖坟”，因周氏不但批桐城，而且更批桐城追摹的唐宋八大家；不但批八大家，而且主要火力集中在领头的韩愈。清人之批桐城，多将其与唐宋八大家区别对待，若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书》称：“非八家之弊古文，乃学八家者之弊八家也。”章太炎开始批评“宋世吴蜀六士”，可对韩愈尚有恕词（注：参阅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168页）及《自述学术次第》。）。周作人则大不一样，批的正是这“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
周作人对于桐城派及唐宋八大家的批判，颇多精彩之处。如《苦口甘口·我的杂学》称：“八大家的古文在我感觉也是八股文的长亲，其所以为世人所珍重的最大理由我想即在于此。”《苦茶随笔·杨柳》断言八大家这一路的作品“一无可取”，理由是：“文章自然不至于不通，然而没有生命”；“可是很不幸的是却易于学，易于模仿”[23]。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讲中，周氏承认桐城派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但更强调“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亲近”，故“对他们的思想和所谓‘义法’，却始终是不能赞成”。以上的论述，多借用清人的言论，并做进一步的发挥。周氏的文论中，更具独创性的，还是其对于韩愈的批判。30年代中期，周作人常提及韩文的“装腔作势”，而收入《秉烛谈》的《谈韩文》，更称“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一是求统制的道，一是讲腔调的文。周作人的“不赞成统制思想，不赞成青年写新八股”，有对左翼文学旁敲侧击的意味，可并不背离其文学观及其构建的文学史图像。直到50年代初，周作人依然将韩文作为“情理不通”、“文理不通”的“坏文章”的代表（注：参见收入《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版）中的《坏文章（二）》和《古文的不通》二文。）。
周之批韩，很大程度是批桐城思路的延伸。而在论证桐城文与八股文之联系，批评桐城文家学识空疏、于人情物理之变幻处缺乏阅历揣摩，以及空谈义法之不可取时，周氏倚重的是王闿运、伍绍棠、蒋湘南的论说（注：参见《古文与理学》（《知堂乙酉文编》，上海书店1985年版）、《关于家训》（《风雨谈》）及《蒋子潇〈谈艺录〉》（《苦竹杂记》，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等。）。清人对于桐城文章的批判，主要出于汉学家及骈文家。蒋的思路大致属于前者，王、伍则当归入后者。对于伍绍棠，周氏反复引用的，其实只是其《〈南北朝文钞〉跋》；王则不一样，其学汉魏六朝诗文，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论者甚至称其“简直是六朝人的脱胎，六朝人的返魂”。清代的骈文家及六朝文章的拥护者，乃桐城之“死敌”，其论说很可能正是周氏最适用的批判武器。倘若左右开弓，以选学批桐城、以桐城攻选学，固然也有成效，但未免过于机巧，并非论辨的正道。以批桐城为主要志向的周作人，对推崇六朝者的论说有所倚重，自然不能不对“选学”有所宽恕。谈及韩文的做作与虚骄，周氏称“八代的骈文里何尝有这样的烂污泥”——这未免有些过分了，似乎更多地带有策略性的考虑。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特别提出桐城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作为批判的靶子。谈及桐城“文即是道”的抱负，前人多讥其名不符实，乃拉大旗做虎皮。周氏反过来，站在新文化立场，最想批判的，正是其所载之“道”，连带及其自以为手握真理，因而为文时的装腔作势、搔首弄姿。对于朝廷提倡的程朱理学，桐城文家普遍奉为圭臬，且不容他人置疑，动辄将对手判为“邪说”，必诛之而后快。周作人曾引方苞、姚鼐诅咒“欲与程朱争名”者必定断子绝孙的书札，说明其“识见何其鄙陋，品格又何其卑劣”（《谈方姚文》）。桐城文家学殖不厚、见识不高，但卫道的立场坚定，很容易因此而派生出为文的蛮与悍。努力追求平淡、温润的周作人，对此尤为深恶痛绝。与朝廷提倡的学说结盟，即便无力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构，起码也因“积极捍卫”而使文章显得“有用”。可时过境迁，“冰山既倒”，则可能变得“一无所有”。提倡六朝文者，一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讲文章的美感，反而容易取得某种独立性，不大受意识形态变迁的拖累。周氏等人之狠批桐城，而对选学手下留情，与五四新文化人对程朱理学极为反感大有关系。
不说对于六朝文章的强烈趣味，单就明清之文而言，周作人也有诸多奇妙的发现。慑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盛名，世人多关注作者之表彰公安三袁，其实，对于明清文章，周作人还有不少精彩见解。从反正统、通人情、有雅趣、能文章的角度，周极力表彰李贽、王思任、叶绍袁、张岱、傅山、冯班、李渔、袁枚、章学诚、郝懿行、俞正燮、蒋湘南等一大批此前不太被看好的文章家，这点很有见地。只是因其藏学问于随笔，不曾将明清之文的思考系统化并形成完整著述，学界一般不太关注。在我看来，周作人关于明清文章的论述，比许多专门家还要深入、还要精彩。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周氏的阅读不受传统诗评文论的束缚，更多地体现现代人的眼光与趣味。而这，未尝不是一种值得欣赏的路径。
五、如何面对“古典散文”
谈论历代文章得失，主要的立足点在哪？是尊重时人的趣味（如刘师培），还是信任自家的体会（如周作人），这是个两难的选择。既强调“历史感”，又希望突出“问题意识”，这需要特立独行的姿态以及别出手眼的论述。林纾、姚永朴之拓展桐城义法，林传甲、钱基博之以散文为中心建立文学史，章太炎、刘师培之重构六朝，以及周作人之发现晚明，所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并达成了“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
时至今日，国人之谈论“中国散文史”，已在上述诸君所建立的根基上向前推进了好几步，但在我看来，仍有若干困扰影响散文研究的问题深入展开。这里提出的几点设想，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与落实。
首先，今人所理解之“散文”，与传统中国之“文”有很大距离。潜移默化影响今人思路的，不单是早已盖棺论定的文白之争，还有尚未尘埃落定的文类等级观念。研究传统中国或现代中国的“散文”，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被强力建构起来的概念，并非自然而然，更说不上“天意如此”。既然今人所谈论的“散文”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以金人王若虚“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滹南遗老集·文辨》）的开放姿态，去面对这一文类的诸多变异，以及力图理解这一变异背后的审美及意识形态因素，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在中国，“散文”作为文类源远流长，但被正式命名，则是晚近的事情。这一名与实之间的缝隙，形成某种张力，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进行概念的清理与界定。今人之谈论散文，大都在以下三个层面来回滑动：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应；与韵文相对应；与骈文相对应。所谓与小说、诗歌、戏剧并驾齐驱的散文，乃是五四以后拥抱并改造西方“文学概论”的成果。依照其时普遍接纳的西方文学观念，“散文”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文类，不如说是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无限广阔因而也就难以定义的文学领域。宋明两代文人，更愿意沿用韩柳的术语，将长短错落、无韵律骈俪之拘束、不讲求词藻与用典的文章，称为“古文”。直到清人重提骈散之争，“散文”作为与“骈文”相对应的概念，方才屡被提及。不只唐宋以下自觉与骈文相对抗的“古文”是“散文”，先秦两汉不曾着意讲求韵律与对偶的诸子之文与史传之文，也是“散文”。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秦汉之文乃骈散未明，故无意讲求；唐宋以下则是骈散已分，而刻意避免。至于在与“韵文”相对的意义上谈论“散文”，则有点不今不古，缺乏明确的界定，但此说也有可取之处，即打破了明清以下古文家为求精致而日趋小气的格局。不必有意为文，更不必以文人自居，述学文字照样可能充满风采与神韵。这一点，刚好对应了中国散文的一大特性：兼及文与学、骈与散、审美与实用。在我看来，“散文”概念的不确定性，既是陷阱，也是机遇。
第三，所谓的“文学性”，并非研究中国文章的最佳视角。五四新文化人当初引进“纯文学”与“杂文学”这一对概念，在瓦解“文以载道”传统以及提倡“美文”方面，曾发挥很大作用。但是，这一论述思路，过分依赖某一时期西洋流行的“文学概论”，并将其绝对化、本质化，相对漠视了中国文章的特性及演进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文”或“文章”，不只具有审美价值，更牵涉政治、学术、人生等。将“文”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开来，满足于纯粹的文本分析，很容易回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老路。谈论魏晋玄言而不及乱世中文人的生命体验，谈论晚明小品而不及江南城市经济，谈论八股文章而不及科举考试制度，谈论春秋笔法而不及历史著述体例，我以为，都很难有令人满意的解答。
第四，如果说传统中国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以及民间说唱等，因作者模糊、版本不清，某种程度上可以“就文章谈文章”，那么，散文的情况恰好相反：离开了确定的时代氛围与作者生平，很难做深入的探讨。在“明清散文研究”一课的“开场白”中，我讲了这么一段：“在我看来，无论是研究文学史、文化史，还是谈论思想史、学术史，归有光、李贽、陈继儒、袁宏道、王思任、徐弘祖、刘侗、张岱、傅山、黄宗羲、李渔、顾炎武、全祖望、袁枚、姚鼐、章学诚、汪中、龚自珍等，都是无法完全绕开的重要人物。描述如此生气淋漓的人生与文章，似乎比用简略的语言，粗线条地勾勒几百年间中国散文发展的脉络要有趣得多。”除了强调从具体对象入手，步步为营，抽丝剥茧，将自家对明清散文的感觉、体味与判断渗透其中；更因为谈散文而不及“生气淋漓”的人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第五，小说与散文之间的“边界”，一直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纵观两千年中国文学进程，散文与小说互为他者，其互补与互动的关系，值得认真探究。这里指的不是同一作家兼擅小说与散文，或者同一作品跨越两大文类；也不是插叙、倒叙笔法在散文与小说中的不同命运，或者旅行记对于散文与小说的共同启迪——这些虽然奇妙，却都并非不可思议。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文类，散文与小说在各自发展的紧要关头，都曾从对方获得变革的动力与方向感。因此，在谈论散文发展时，关注小说的刺激；而描述小说变迁时，则着眼于散文的启迪。这一努力，不只合理，而且可行（注：在《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文学的周边》第151～188页，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中，我从小说研究的角度，同样提及此话题。）。
第六，之所以在“散文”前面加上“古典”二字，是不得已而为之。世人谈论散文，往往先辨别文言与白话，而后分而治之。但是，所谓的古典散文与现代散文之间，在我看来，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章太炎的重构六朝、周作人的发现晚明，以及胡适的撰写“白话文学史”，都既是历史研究，也是文学实践。正是在一次次成功的古今对话中，中国文章得以移步变形，生生不息。作为研究者，具体论述时不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是相对于其他文类研究，“文章之学”无疑更需要“古今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