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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赋予了小说以人物，小说赋予了人物以形象。优秀的小说作品总是擅于塑造形象的。它们刻画人物，抽丝剥茧，剥离出其抽象性的那一部分，使之更具概括性和典型性。它们通过描写人物动作来丰满形象，通过营构关系来揭示因缘，从而写出命运感，使之深刻。它们塑造典型形象，并借助它们的生命隐秘地思考现世的存在，揭露社会，反映生活。冉阿让正是这样一个“媒介”。
冉阿让是一位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和悲剧色彩的人物，他出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小说家维克多·雨果的代表作《悲惨世界》。文中以冉阿让的的传奇式命运为主线，通过纵横交错的写作手法，将整个小说放在了法国大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背景下，描绘出了当时法国人民的真实的悲惨的生活。
冉阿让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为了让饥寒交迫的家人活下去，铤而走险偷取面包，却换来了长达19年的牢狱生涯。长久的牢狱生活使他变得愤世嫉俗，而曾为囚犯的身份更让他出狱后饱受是人的冷眼与排斥，现实一步步打碎了他重新做人的美梦，他开始变成真正的“坏人”，以大欺小，抢劫儿童。正当他堕落之际，一位宽厚仁慈的主教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不计前嫌地收容他，又在他恩将仇报时给予了他更多的关怀与帮助，这使他感到了久违的温暖，他幡然醒悟，决定隐姓埋名，远走异乡，重新生活……
在海滨城市蒙特勒伊，冉阿让化名马德兰，拥有了崭新的“第二人生”——他通过自己的善行与努力被推举为市长，又兴建工厂，使自己成为了当地首富的同时还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昔日的罪犯一去不返，摇身一变成为了远近皆知的好人，他为了回报主教的恩情，广施钱财，改善医院设施、兴办学校、盖了法国第一家养老院，他甚至收容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罪犯”，为她洗脱罪名，救治伤病，寻找女儿，在她死后还亲自抚养起了他的女儿，将她视如己出……正当过去的阴霾消弭殆尽之际，新的阴影又又开始穷追不舍——巡查官沙威——一个资本主义法律的走狗发现了一切，决心将他送回牢笼。为了保护和他相貌相似的替罪羊，他主动自首；为了保护他的女儿，他一次次逃亡。长达20年的流亡生活，沙威始终如影随形，他像一个执着的幽灵，一个前世的梦魇，随时威胁着冉阿让“父女”的人生，挥之不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冉阿让也坚决地坚守着自己的良心，他似一个绵绵不绝的光源普照着周围的人世，他甚至挽救了沙威的性命，却没能拦住他的死。一场持久的追击终于结束，他将女儿托付给她心爱的人，选择回归曾经的名姓，直至终老。
冉阿让这看似颠沛传奇的命运充分验证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到的可然律与必然律（可然律即可能性，指事物包含的种种发展趋势，在一定的内外条件下，其中的一种可能转变为事实；必然律即必然性，指客观事物不可避免的现实发展趋势）。而若要研究哪些是可然的部分，哪些又是必然的部分，则免不了要分析其中的因果关系，即不断地问为什么？在小说的开头显示出这是主人公冉阿让弥留之际写给自己女儿的一封信，为什么要写信呢？因为他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为什么需要证明呢？因为他曾经是一个罪犯。为什么要犯罪呢？因为家人需要食物。为什么没有食物呢？因为没有工作。为什么没有工作呢？因为很难找到。为什么……？为什么？归根结底都要归因于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之处。《悲惨世界》的序言为我们解答了这一点：“只要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由此看来，在看似由冉阿让自由支配的行为背后其实掩藏着一股不可逆转的操纵力，它属于冉阿让的意志，同时也属于命运的意志。雨果正是用这样的强制力来使人物形象体现出无力感，从而显示出整部作品浓郁的悲剧气氛，为我们展现出真实的悲惨世界。
由此看来，冉阿让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典型形象”。那么作者是如何塑造他的呢？
一、行动显性格，使其具有人格精神
毫无疑问，冉阿让是一个好人，至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只是诺亚方舟载不动那许多的良心，因此有良心也成为了一种美德，最难能可贵的那一种。
他善良，仁慈，博爱，富于人道主义精神。他经历过短暂的迷失，最终得以被温暖感化，他用温柔地对待冰冷的世界，用仁慈宽恕自己的敌人，用博爱分享自己的财富，用关怀温暖绝望的心灵。他冲进熊熊烈焰挽救了两个小孩的性命，在有可能会招来嫌疑的情况下依旧踩进泥坑顶起马车救出不喜欢自己的法谢门勒，明知将重回监狱依旧出面自首解救无辜嫌犯，跳下汪洋大海救起失足落水的水手，在对沙威执行枪决时悄悄放跑了这个纠缠了自己20年的噩梦，在“抢走”自己心爱的女儿的马吕斯身受重伤时不顾一切的救治他……他的功绩足以让自己享有十几枚军功章，而他的初衷都仅仅是因为“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评价一个人依靠的是目的和冲动，是未成事实的意向。”尽管冉阿让的盗窃入狱看似自作自受，然而他的动机是“看够了姐姐的孩子们饱受饥饿之苦”，并非是贪图享乐，他“心里已经不管是不是有人已经看到我了”，“不管怎么样都要为孩子们带一些食物回去”。只有被逼到绝路的人和有坚定信仰的人才能完全抛却个人的安危铤而走险，冉阿让显然是前者。早在他冒着被法律制裁和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污点的代价，只是奢望在这场博弈中能够侥幸获得些许的食物，“却无法把它带回家给他们”时，悲剧已经悄然开始。
他信守承诺。为了履行与方汀的承诺，让他们母女团圆，冉阿让一再给恶人汇款，以至于惹火烧身遭受绑架之灾。他一边与恶人斡旋，一边安慰方汀，支撑住她奄奄一息的生命。直至方汀死去，他依旧逃狱出来搜救她的女儿，并终其一生地呵护着她，感受奇妙的温情。他的承诺，掷地有声。
他强壮、勇敢、机智。尽管冉阿让以弱者的形象出场，然而事实证明他不仅不是弱者，更是一个有能力的强者。他比一般人都要强壮有力，身手也更为矫健，无论在商场还是战场上，他似乎永远是胜利的那一方。面对凶残的绑匪，他也能临危不乱，用智谋为自己争取宝贵的时间。换做是其他人，带着一个小女孩逃亡20年还能躲避各种危机，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二、把人物写活，使其具有人性史意义
在整部作品中，冉阿让的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一生道路坎坷，几乎具有了各种非凡的活力，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传奇性的主人公，他的精神历程也像史诗一样可歌可泣。首先是主教的感化使其在心态和灵魂上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他被美好所净化，最终自己也归于美好，随着人物经历地不断丰富，他的灵魂也升华到更高的层次，他更像是一个“神”，拥有一切美好与光明的成分，由人修炼而成，又反过来庇护着人。从前那个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饥饿男孩渐渐被思维清晰、深谋远虑的“父亲”所取代，随着不同阶段的遭遇不同，思想和认识也随之不断完善。
此外，冉阿让的形象之所以像神而不是神，是因为他还有人类所特有的我们称之为人性的狭隘的那一部分。这也使得冉阿让的浪漫主义色彩得以恰当的削弱，使他虽抽象，却具体；虽概括，却个性，保证了其典型形象的复杂性。冉阿让爱自己的女儿胜于一切，他的信是那样慈爱，令人动容，然而当女儿的心上人出现时，冉阿让表现出了极大地抗拒性。“我的心都碎了。……我害怕因为这个年轻人而让我失去我的女儿。因为我害怕会失去我仅有的快乐。”他承认，他嫉妒，嫉妒的没有理由，嫉妒的无可救药。他利用搬家来拆散他们，甚至有一瞬间希望那个男孩能在动乱中死去。然而当他真的快要死在自己的面前，他又选择了让他活过来。虽然这并不容易，但是他还是选择了退出，退出他们的家，退出这本不属于他的亲情。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血有肉，人有感情，人会受伤，会死，会孤独。人有理性，也有感性；人有良心，也有私欲，所以才会挣扎。唐僧那样的完美主义不是人性，连一只蚂蚁都不忍踩死也不是人道主义。冉阿让以其深厚宽容的爱征服了一个多世纪的读者，就在于他的真实可信。在人的维度内概括出最活生生的典型，这就是雨果通过冉阿让告诉我们的。
三、高度概括，使其具有象征意义和普遍性
诚然，冉阿让是一个传奇人物。然而无论是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
作者利用冉阿让和沙威的特殊身份，扭转了人们关于正、邪的思维定式，他将法律和良心摆在了天平的两端，再借冉阿让之口呼告出“最高的法律是良心”，深刻的反思了当下法律与良心相悖的社会命题。冉阿让和沙威长达20年的艰难逐鹿，正象征了人类与邪恶之间不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定将如人所愿，因为人类本性是纯洁善良的，只是要坚守必要经过苦难的历程。冉阿让的一生正是坚守的一生，他悲壮的“胜利”既批判了那个社会“把人间变为地狱”的罪恶，又寄托了人们希望社会充满爱的美好愿望。
正如典型人物必须放置在特定的典型环境之下才能显示出其意义，典型人物在展开行动时也能为渲染典型环境服务。小说利用冉阿让的所见所闻将法国近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都一一展现了出来，对当时法国社会的很多细节也都有所提及，比如1832年的巴黎动乱、外省偏僻的小城，滨海的新兴工业城镇，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监狱，巴黎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无不为我们展现出了真实的法国。
冉阿让,一个“悲惨世界”的呈现者。
